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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 “達利”促進觀眾對藝術的理解

news_publish_date: 
2019-08-01 11:00
news_author: 
湖南省博物館/編譯
Body: 


“數字達利”宣傳海報

  本文作者漢克?海因博士、達利博物館執行和創意總監在接受美國博物館聯盟未來博物館中心戰略前瞻副總裁暨創始人伊麗莎白?梅里特采訪時,介紹了該博物館如何利用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讓藝術家回歸現實生活,進入展廳與觀眾互動的經驗。以下為全文:

  近日,我們通過計算機人工智能技術在達利博物館制作了一個虛擬的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在幾塊6英尺高的視頻屏幕上,“達利”歡迎觀眾的到來,并與他們談論工作和生活,甚至提供告別自拍服務。博物館舉辦這次技術展覽的目的和往常一樣,是想讓觀眾感到愉悅的同時了解人工智能在博物館的應用。為此,我們分別從論理、創意和技術層面來探討新問題。

  達利本人對技術非常著迷,并積極大膽地將其運用到工作中。他與路易斯?布努埃爾(Luis Bunuel)聯合導演了電影《一條安達魯狗》(Un Chien Andalou)和《黃金時代》(L’Age d’Or),與迪士尼合作制作了一部動畫,還向馬克斯兄弟和漢斯?李希特提出了電影創意。1959年,達利拍攝了其第一部影片《混沌與創造》(Chaos and Creation),并與愛麗絲?庫珀一起制作了全息圖。所以說,達利博物館本身就蘊含著技術成分。近年來,我們加強與觀眾的聯系,讓他們切身參與到達利的作品之中。最近的展覽“瑪格麗特與達利”提供了一間布滿云朵的房間,觀眾置身其中猶如在云間漫步。“達利之夢”,基于奧克盧斯頭戴式顯示器(Oculus Rift)的虛擬現實體驗,以展覽“達利和迪士尼”開場,并以其獨有的特色繼續吸引著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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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達利”

  在“達利之夢”中采用虛擬現實技術時,我們就最佳博物館體驗的本質提出了一些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據可循,因為時至今日,博物館是我們仍會駐足的為數不多的社交空間之一。雖然我們在車上吃快餐、在網上購物、在私人手持設備上看電影,避開教堂和寺廟,但在博物館里,我們依然置身人群,即便存在個人敬畏,也要在社區中分享這個空間。奧克盧斯(Oculus)的虛擬現實頭盔確實阻礙了這種社交體驗。然而,我們發現,當觀眾從3分鐘體驗中抽身而出,他們渴望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因此個人體驗也促進了社會對話。

  舊金山廣告創意公司Goodby Silverstein & Partners是我們數字戰略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當他們開始討論創造數字“達利”的可能性時,我們考慮的內容有很多。我們渴望創造出的是一種天衣無縫的相似感,不是一個演員在扮演達利的感覺,是本身具有完整性,在博物館不需要中介設備就能觸手可及。我們想要一個配備領先技術的生動形象來幫助我們理解藝術和藝術家,而不是像電影中那樣不時地惡意換臉。

  這里的人工智能過程在概念上相當簡單,但是會涉及大量的計算。我們團隊工作人員掃描了達利說話的膠片,并將數據輸入電腦,經過一段時間的計算,解析了達利說話時的特征、這些特征的空間關系以及大量與嘴唇、眼瞼、眉毛和前額相關聯的活動。換句話說,是達利造就了“達利”。我們創造的是一個達利的仿制品,但沒有一個部分來自達利本人的照片。一名配音演員研究了達利的錄音,他說話帶著達利特有的加泰羅尼亞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混合的痕跡。正如達利的翻譯哈康?希瓦利埃曾說:“達利會說四種語言——每一種都很糟糕!”

  我們90%的劇本取材于達利自己的作品。例如,“總是反思的畫家通常是一個糟糕的畫家,對想的太多的哲學家來說也是如此,他們的原型是羅丹塑造的可悲的‘思想者’。”因為在這些人看來,人們幾乎可以事先確定,絕對不會發生任何事情。”剩下的10%是我們自己的創作,但仍然保留達利的“聲音”。盡管對視頻的分辨率和顏色進行了銳化處理,我們想要確保觀眾明白這不是歷史鏡頭,所以數字“達利”配文:“今天是周六,如果你有幸去參觀了達利博物館,那么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同樣,關于這種創造的技巧也有其他線索可循,比如,他腋下夾的那份報紙是《坦帕灣時報》,而不是《紐約時報》或《先鋒隊》。

  數字“達利”引發了人們思考技術在指引觀眾欣賞藝術方面所起作用。在達利博物館,我們注重原創藝術作品帶來的超凡體驗,我們相信藝術作品的崇高,但我們才是講述藝術故事的人,每個博物館都是。我們通過展示藝術品來講述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我們可以進一步告知觀眾是如何展示這些藝術品的。即使是在保護自己重塑敘事的權力的同時,人們還是想要聽到一個關于藝術和藝術家的故事。觀眾在達利博物館會聽到一連串的故事:從藝術家到收藏家,從收藏家到策展人,從策展人到講解員。博物館提供豐富的解說和音頻導航,觀眾感受到數字“達利”的歡迎后,臉上洋溢著無可比擬的魅力。

  我們與西班牙達利基金會密切磋商后,開發了這個項目。達利基金會對藝術家的知識產權負責,并保留對其本人的權利。逼真的事物吸引人們去探索。人們對視覺體驗進行精準地描繪,要求達到近乎真實的效果,以此作為藝術理想去追隨或者否定這種藝術理想都存在于對西方藝術的不同解讀中。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創造出的真實度越高,但我們想這樣做嗎?這對策展研究員和每一個消費者來說都是一個問題。在達利博物館,我們希望運用各種方式加強觀眾對藝術作品的認可。我們研究觀眾的行為、動機和興趣,漸漸發現數字體驗加深了他們的理解,讓參觀更舒適、更愉悅。理解藝術家本身也讓觀眾更直接地接觸到藝術。

  將逝者的言語和樣貌重新帶回這個世界是否違背倫理道德?例如,一名記者告訴我,一些失去父親的準新娘委托婚禮策劃人將父親的全息圖安排在婚禮上。這是人類迫切的合理需求,還是試圖在生者和死者之間劃定一條不應劃定的界線?這是一個完全受文化限制的問題。例如,在美洲,有一些民族從未使用過死者的名字。然而,我們以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和卡魯索(Caruso)命名,聽著他們已經從這個地球上消失的聲音,卻沒有任何冒犯的感覺。那么,仿照死者的樣貌呢?幻想是否會充斥我們的生活,讓科技主宰我們的記憶和欲望來展現它們的存在?我們對這一點的態度定然會隨著我們的技術能力而變化,我們希望的是,能專注我們的人性和使命感。

  作者簡介:

  漢克?海因博士(Dr. Hank Hine),達利博物館執行和創意總監。除了引領博物館體制發展,海因還是當代藝術和傳媒交叉學科的教育家和撰稿人。作為達利博物館創新實驗室的聯合創始人,海因將視覺藝術的轉化經驗與創造性解決問題的科學相結合,達利博物館I-Labs提升了個人和機構的能力。

(張曉慧 譯自美國博物館聯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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